文、图/侯  军

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、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，于11月15日以96岁高龄逝世。闻知此讯，回想起我与池田先生的一段书缘，以表对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池田大作先生的缅怀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我对池田大作感兴趣是因为他擅长写对话。现代社会是一个对话的时代，而我的职业又要求我必须学会跟别人交流思想和观点，因此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就开始尝试写作一组与文化学者和作家艺术家的系列对话，这个系列一直持续了15年左右，直到1999年我的对话集《问道集》出版。

我对池田大作先生的认知恰恰是与这个对话系列的写作同步而行的：1986年，我读到了他与英国史学泰斗阿诺尔德·汤因比的对话录《展望二十一世纪》；1988年，我读到了他与意大利有名的罗马俱乐部会长、经济学家奥锐里欧·贝恰的对话录《二十一世纪的警钟》；到了90年代，我又读到了他与中国著名武侠小说大师、史学家兼报人金庸先生的对话《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》。可以说，单就对话这种文体而言，池田大作无疑是一个不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，他的诸多社会理想、宗教观念、人文关怀以及审美趣味，大部分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来表达的。作为一个著名的日本社会活动家、宗教和文化学者，池田大作的成功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可以说是他擅长对话的成功。1994年初，深圳大学邀请池田大作先生来深演讲，并授予他名誉教授的学衔。当时，我所供职的报社就把这个采访任务派给了我。我在拿到池田先生在深的行程安排之后，立即开始了案头准备，也就是重新翻阅了我所能找到的他的著作。如果说，以前我主要是读他的对话，那么，这回除了重温那两本对话集之外，我又找出了一本早就买来却一直没读过的《池田大作选集》，可谓“恶补”了一番。

那次，池田大作在深圳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，实际可利用的采访时间和机会很少，要想单独采访更是不可能的。我只是在他演讲开始之前的那次短暂的记者见面会上，得到了一个提问的机会。我当时好像是问了一个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。这问题其实也是从他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，引申出来的。池田大作先生对此有些惊奇，他很认真地做了回答，并且特意对我的提问表示了甚为得体的欣赏。只是限于时间，他说他无法展开论述，希望日后有机会再与深圳的朋友们深入讨论这个问题。故事就发生在那次见面会后：当池田先生走上讲台开始演讲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位随行担任翻译的中国学者来到台下的记者席，他是来找我的。他客气地说，刚才你的提问很有水准，连池田先生都感到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在深圳会有人关注这类文化问题。他问我何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我对池田先生的“阅读经历”以及我与诸多学者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系列对话，他说那就不奇怪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记起近日“恶补”所用的几本书，恰好就装在我的书包里，何不近水楼台，请池田大作先生签名留念呢？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那位翻译，他说他可以在会后请示一下池田先生，叫我散会后等他一下。散会了，他急匆匆地跑上台去，不一会儿就转了回来，说池田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，只是他马上要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晚宴，已经上车出发了。他让我把书带给他，晚上签好之后再设法送还给你。我随即把包里的三本池田大作的书交给了这位热心的同胞。那天晚上，我一直在报社加班，除了要写池田大作来访的稿件之外，还要审阅明天见报的文艺版大样。大约八点左右吧，楼下的总编室打来电话，说有两个日本人来给我送东西，让他们放在楼下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，一定要亲自交给我本人。我连忙请他们上来。几分钟后，只见两位西装革履的日本中年人找上楼来，其中一位的手里还拿着一张我的名片。我迎上去跟他们搭话，那位拿名片的会几句简单的中文，他先是认真地对我“验明正身”，确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，才借助手势比划着告诉我说，池田先生利用晚宴的间隙已经把三本书都签好了，本来是让那个翻译送来的，可是池田先生又离不开他，就让我们俩专程给您送来。接着就介绍那位不会讲中文的先生，是日本创价学会本部的一位部长，而他本人则是创价学会驻香港的负责人。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才郑重其事地从一个精致的纸袋子中，取出那三本池田大作的书，一本本展示给我看：这一本是用中文签的，那一本是用英文签的，还有一本是竖着签的，统统地签上日期，统统地盖了印章，还统统地垫上了衬纸……

好家伙，日本人的那个认真劲儿啊，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展示完了，又叽哩哇啦说了一通日语，我以为这就算“礼毕”了，谁知人家又拿出一个精致的纸袋子，双手捧献给我，我赶忙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本印刷精美的摄影集，作者正是池田大作——这是池田先生回赠给我的礼物，这倒使我有些意外，也有些感动。我请那两位日本朋友转达我对池田先生的谢意，他们两人深深地鞠躬告退。